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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为了向前线战士们表达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切和热爱，并进一步鼓舞前线志愿军部队的士气。

国内决定组织一批文艺工作者，向朝鲜战场上派遣“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以示慰问。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共575人，在整个朝鲜战争和停战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入朝，为志愿军战士们带来了数以千吨计的慰问品和三千场文艺表演，极大的振奋了前线将士的斗志。

随着其影响力的逐渐增大，到第三次入朝之时，全团已经扩展到了五千多人。

然而正是在慰问期间，时任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的陈沂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现象”，作为多年文化工作的从业者，陈沂对于自己所带领的慰问团是十分自信的，说是国内最顶尖的“文艺团队”也丝毫不为过。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陈沂参观了一次前线的志愿军战士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给他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

虽然与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相比，志愿军所组织的文艺节目在表演上有所欠缺，但是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作为此次“抗美援朝亲历者”的真挚情感，还是感染了陈沂这位有着多年经验的“行家”。

在此次参观结束以后，陈沂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定，在陈沂所撰写的《一个成功的群众性的创作运动》一文中，曾经对自己这时的心情做出过如下描述：“太丰富了，太感人了，不写出来就不安，好像欠了债。”

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将前线故事记录整理下来的打算，但同时他也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单靠自己一人是无法完成的。

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和志愿军战士们进行交流深入地了解以后，陈沂猛然发现，其实有这个想法的不只他一人，不少的志愿军战士也都有过写作的欲望，想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

听到这一消息以后，陈沂下定了决心，要发起一场针对于“志愿军群体”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向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征文!

“志愿军一日”

关于此次活动的名字，陈沂已经想好了，就叫“志愿军一日”。这个名字来源于1936年由茅盾先生所主编《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当时的茅盾有着和陈沂此时相同的想法，那就是发动广大人民以写作的方式对身边的事物进行刻画，以此来记录中国社会面貌和发展变迁。

而既然面对志愿军，那么所幸就换个“主语”，将主题集中于朝鲜战场上。

有了主意以后，陈沂就立马开始为此事忙了起来，向上级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当志愿军政治部在听到此事之后，立即允以批准，向前线全体部队发布了《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一文，向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进行了征稿。

与此同时，《志愿军一日》的总编辑部也正式成立，坐落于广安门外六里桥北莲花池畔的一处“营地”之中，要求志愿军各部队派代表前来组织编辑活动。

所谓的“营地”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三合院，早先这里曾经是“新华砖厂”的厂房，在砖厂停产之后，便已经废弃，被解放军部队用来作为花房苗圃。

在整个编辑期间，这些编辑人员从工作办公到生活住宿全程都呆在都在这几排简陋的平房之中，想要洗澡还要跑到附近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前去蹭热水，不可谓是不艰苦。

在总政文化部主持下，各参战部队最初派来的干部曾经高达三十五人之多，最后根据实际工作的调整，其人数最终稳定在了二十七人，这些参与编辑工作的战士们大都很年轻，年龄在二十多岁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七岁。

在调任编辑部之前，这二十七人曾经遍布朝鲜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之中不少都是一线作战的战士，其中甚至还有炮兵和铁道军。虽然作为各部队“精挑细选”出来的代表，他们都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是在此之前，真正从事过编辑工作的还真没几个人。

此时他们手上唯一的“参考资料”便是一本来自于苏联的手册《冲击柏林》，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是这些战士们的工作热情一直很高。

从零开始的编辑工作

由于此时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文化作品的审核制度上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完善，编辑部的人员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之中，很大程度上都是要靠自己进行“摸索”的。

此次活动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群众创作运动，一时之间在志愿军中，上至司令员下到士兵，到处都有踊跃写稿应征的作者。

关于参与写作的人员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谁也说不准，从1953年12月“征文活动”开始到截止，编辑部共收到稿件13615篇，合计约2040万字。这还是不带上各部队政治机关在初审当中落选的大量的稿件，全体稿件数量，保守的估计至少要达到十万余篇。

为了不辜负每一位战士的“努力结果”，编辑部成员在工作选稿时，对每一篇文章都给予了重视，经常反复阅读，寻找其中的亮点，就算一些文章的水平实在不如意，也会尽量修改编用。

为了不落下每一篇优秀稿件，在当时的编辑部中有这样一条规矩，那就是要求每一篇稿件都必须经过三个以上的编辑进行阅读，等到大家都看过之后，在共同决定它的取舍。

除此之外，作为出身战场的士兵们，他们也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按照此次征文的题目来看，“志愿军一日”征文是应该将主题集中于某一天的所见所闻，但是这种写法在朝鲜战场上是很难适用的，由于当时的战役几乎每一次偶读要持续多日，如果强行拘泥于“一日”上。

那么志愿军广大官兵在创作过程之中，往往会陷入局限，无法现身说法地记述此次战争取胜的全过程。

最终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主要题材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的，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到停战前后为止，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作为题材。

经过长达一年的努力，《志愿军一日》初选终于完毕，此次初选收录稿件达到597篇，共计一百一十万字左右，入选率达到编辑部来稿总数的4.5%。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收录的稿件有两大特点：第一，此次征文涵盖全体官兵，一视同仁，志愿军基层提供了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稿件。

其中普通战士入选就高达三百余人，基层干部则为两百多人，而真正团以上干部仅有64人。第二，此次征文当中入选的作者之中，不乏有一些“英雄人物”，所有入选的作者当中，曾经获得过英雄、模范和功臣等称号的战士高达183人，占全书作者的26%。

这些战士们虽然没有经历过相关训练和学习，甚至评价文化水平也谈不上高，但是其写作中融入了志愿军战士们原本的那种朴素与真实的质感，其行文没有丝毫的夸张成分，这使得其阅读体验十分之棒，按照巴金的话来讲那就是“不带一点文艺腔，却又那么动人”。

无论是高级将领们鸟瞰全局还是基层战士们的攻坚肉搏，深入敌后，读者可以从各个层面感受到当年的战场情形。把读者带到了战场之上，带到了每一位战士的身边，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十分之高。

因此，在6月22日当初稿刚刚问世的时候，这本书就立马受到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赞赏，纷纷为其撰写序言。

除此之外，《人民日报》也从《志愿军一日》的初稿之中挑选出了数篇经典文章，开辟了“志愿军一日”专栏，先行发表。在各种宣传之下，编辑部也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反馈，国内著名画家与摄影家们也纷纷加入到为《志愿军一日》的配图之中去。

截止全书出版，他们已经收集到了将近三十幅各类美术、摄影等插图。

成书背后的遗憾

1956年10月25日，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周年纪念日，《志愿军一日》正式出版。历经无数战士在四年之间的努力，从写作再到编辑出版，这本书终于走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志愿军一日》一经问世便引来了人们的广泛好评，各个书店中的存货很快销售一空。

虽然任务“圆满完成”，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但是对于编辑部人员而言，这本书还是有很多遗憾的。

首先便是内容上的删减了，受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志愿军一日》在最终出版之时，一共计只收入426篇文章，比预计初选还少了171篇；其次由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物资紧张，在印制的时候，因为纸张供应的缺失。

出版社原来只计划发行6万部，但虽然后来提出了加印申请后，又多拨了数千令纸张，加印了4万部，但是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使得这本书的推广上并不算特别普及。

其次，便是这本书没能收录到此次抗美援朝最大的功臣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作品，在撰稿时期，有一次彭德怀从前线归国，编辑部人员便立马找到了他请求他能够为本书提供一篇作品。可是碍于前线战事紧张，自己百忙压身，彭德怀最终还是没能够打答应此事。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没能为本书提供作品，但是彭德怀还是为《志愿军一日》亲笔题写了两幅书名，供编辑部人员使用。

当时的编辑人员刘亮负责接手此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彭老总所交给自己的那两幅字：其中一幅就写在普通的方格稿纸上，除了“志愿军一日”五个大字以外，还有一行竖排的钢笔字：“加强我们的文学战线”。

另一幅则写在一张大白宣纸上，笔力遒劲飞扬，即使是不认识彭老总的笔迹，也能够从中看出那股子锐劲儿。

按照计划，这两幅题字原本是要用于全书的封面之上的，但是到了1956年第一版《志愿军一日》当中，由于交接问题出现差错，等到题字交付工厂时，印刷已经开始，不好停止，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刊用，这为编辑部人员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虽然在195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志愿军一日》一书，但是不知因何变故，彭德怀的两幅题字依旧没能用上。每当刘亮提起此事总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等到第三版《志愿军一日》出版时，已经到了2000年左右，在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对这本书进行了再版。

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此书发行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昔日的编辑人员早已经纷纷退休，而新上任的编辑员对当年的历史往事并不知情，使得彭德怀题写的书名仍未能刊用。

当刘亮获悉《志愿军一日》再版的消息时，全书的印刷已经完工，为此他不禁感慨万千，特意撰写了《回望〈志愿军一日〉成书历程》一文，以此向人们讲述了《志愿军一日》背后的往事。

直至如今，昔日那位精明能干的战士，已经成为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但是他依然没有忘怀这个心愿。

或许在我们看来，这起事件就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即使是这些编辑人员自己的姓名也没有加在《志愿军一日》的书中。

按照常理来看，一本书在出版印刷之前，工作人员的名单都是应该在扉页上进行标识的，可在那个年代，当编辑部校订完全书以后，没有一个人对此有过意见。以致于他们的姓名无一刊登，其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劳绩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但是他们却无人对此提出怨言，在他们看来配资实盘，这本书是全体志愿军的作品，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早已写在了封面之上，那就是无数有或没有姓名的“志愿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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